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二十五岁时不是共产党员,你一辈子不会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岁以后还是共产党员,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原来他说的「共产党」就是革命,讲的是一个梦想,当你二十五岁时有过一个激昂的梦想,一生不会太离谱,因为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寄托;可是二十五岁以后,你应该务实了,却还在相信遥远的梦想,大概人生就没什么希望了。

——蒋勋《孤独六讲》

「得到」文摘:

领导者需要两种能力,洞察力和决断力。洞察力的意思是说,你要能够看清时代的趋势,对未来事情的必然性有一个自己的信仰。再就是决断力。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你要带领团队前进,要给他们发工资,今天做什么,不做什么,你要有很好的判断。尤其是当公司业务不顺利,或者公司面临非常看不清的情况,创始人更是要做出正确的决断。

创始人要有很强的价值观输出能力。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一个团队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信心,是很难成功的。

战略问题被执行化的意思是说,明明是老大的战略想得不清楚,还抱怨说团队的执行力太差了。执行问题被战略化的意思是说,明明是公司的执行力不行,却以为是公司战略出现了问题。如果是战略问题,就认真地讨论战略。如果是执行问题,可以换人,但是不要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

领导者在战略问题上,要少做加法,多做减法。刘芹说,战略上做加法其实是一种麻痹。有很多领导者都把自己的工作计划安排得很满,让自己看起来很忙,其实这是他们在回避战略问题。而领导者真正要做的是减法,要能够从10件事里面去选择最重要的一件事来做。

小公司不光要在战略方向、路径上做减法,组织上也要做减法。具体怎么做呢?一是找尽可能少的人。如果连战略都没验证清楚,就用大公司的视角来培养人,会浪费很多管理精力。二是找战略对口的人。创业公司要先聚焦业务,想清楚战略是什么,之后再去找和战略对口的人才,这样做事效率比较高。三是找能力最强的人。刘芹说,有的创业者认为,说服一个有能力的人为自己工作很难,所以他们就去找自己信任的人,这其实是对执行力的稀释。一个公司组队要避免找能力比自己弱的人,要尽量找能力最强的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做减法的思维。四是找能够自我驱动的人,这个人是“自己要干这件事,你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梳理业务”。刘芹认为,“小公司跟大公司比,优势就是快。管理对小公司太奢侈了,中大型公司才搞管理。所以,小公司的团队一定要找能自我驱动的人才”。

​说实话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过安全感。出了国是有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时间长了也不那么重要。在一个等于你不存在的地方,你当然有安全感,什么事儿都找不着你。在这儿,你和人有关联,事物在动荡和变化,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错了就要付出代价,只有不做事才有安全感,一个人不认识才有安全感。环境很真实,环境要求我对自己负责,我也应该有这个能力为自己负责。

​我小时候很愉快,很多好朋友,都是一个院的。现在我一想到朋友这个词,还是觉得单指他们,虽然现在各自遭际不同,再见面也没多少话,但那份一想起来的亲近感,大了以后交的朋友都赶不上。也许是小时候交的朋友印象太深了,妨碍了长大后和人的相处。我认识的很多人一聊起来都有这种感受,也不知是不是病态。总觉得像两世为人,小时候纯洁地生活过,现在活得再久也是苟延残喘。

​内向的真正定义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在思想系统感兴趣大于外在世界的活动。根据以上的定义,如果一个人很善于社交,表达能力也很好,但如果他本身觉得向内在发掘比外在的世界更来得有意义,那他还是属于内向的人。外向的人会热衷与开阔外在的世界,他会想知道得更多关于世界的知识,他会很喜欢旅游,喜欢新奇的东西等。虽然内向的人也可以喜欢这些但他会还是偏向于内心世界。

哪个人不是拼命挣扎,谁要你来激励?我不想变成畜生,很大程度上要靠优美小说保护我的人性,使我在衣食无忧一帆风顺中也有机会心情黯淡、绝望、眼泪汪汪,一想起自己就觉得比别人善良、敏感、多情以及深沉。很多时候,我还以为从小说中能发现人生的真相。

我跟她们说,我总要相信一些人,我宁愿还是先相信人,直到这人证明不堪信任再一个个择出去。初次见面无从辨别,我一般倾向相信女的,女的里倾向相信年轻女子,年轻女子中倾向相信面貌姣好的,面貌姣好的倾向相信生活无忧的,因为这类人群社会压力比其他人群要小,人性得以保存相对完好,环境允许她们善良,她们也没理由不善良。再说如果被人骗是注定的,与其让别人骗还不如让她们骗。

​二十年里这个格局没变,大家还是狂喝胡聊,转眼之间酒喝累了,人也老了,一班熟人变成生人。

酒肉朋友有酒肉朋友的好处,不同的人只陪伴一段路,相伴几十年谈何容易。

​有些人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读各种新的知识和信息,希望自己能进步。但其实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知识,而是这些知识带给你的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转化为能力的知识,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所以,首先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的大方向在哪,需要的能力是什么。

​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不管你们能动员多少有效资源,一手遮天这事儿想也不要去想。电影是越来越像一单生意,电影圈中人也越来越学会了使用商业手段自我经营,去为你们的产品做花样百出的广告吧,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像汉堡包或可口可乐那样知名——那也别想让所有人喜欢。为什么不能现实一点,尽管拍自己想拍的片子,用想出名那样的坚韧毅力,忍受所有不喜欢自己的人的批评。

批评成风,流言才不会有空间。

​问题是做事能跟好人做吗?有本事的全是坏人,做事就是坏人和坏人过招儿,最后看谁把谁黑了。老是把别人黑了,那也不公平,十次里六次你得了手,就算成功人士。况且,有时吃点亏是可以转化成商业信誉的,都知道你老实,没心眼儿,其他坏人才敢来找你,机会也就来了。我认识的生意做得大的,都装老实人,说起来净挨坑了。什么亏都不吃的,道儿越走越窄,谁愿意跟鸡贼共事啊?

如果我们的短期行为和长期价值相符,那么我们就会在自己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找到意义。长久的满足,来自自律、专注、觉知、目的明确的生活。快乐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

​我一直并不觉得大人是聪明的。现在大部分家长其实都是不明智的,大家拼命的往小孩脑袋里面塞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你真要去让你的小孩在社会有适应性的话,请你还是要想一下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未来 10 年 20 年的时候,整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只有你明白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你才能够想象说,你现在能够教会小孩什么样的东西,去让他能适应那个状态的社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需要这么一种状态。未来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模仿的时代过去了。爱情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我们整个社会就会焕发出无限的青春的力量。

​虚构故事很关键。如果没有诸如金钱、国家、公司等等人类虚构出的故事与规则的话,复杂的人类社会肯定无法运转。然而这些故事都只是工具而已。不要让这些工具成为我们的目标或尺度。如果我们忘记这是虚构故事的话,我们也会看不清现实。

在我们年轻时,每一年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后来只能写成小册子,再后来变成了薄薄的几页纸。现在就是这样一句话:读书、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动荡的年代,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平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当你把自己当作老板,站在更高层面思考问题,想到老板应该想到但还没有想到的地方,并调动资源去实现,那么,你想做事情,老板自然会全力支持。

连岳老师在《中国应接收难民吗?》里说:

如果中国接收难民,那么,在每个难民身上花的钱,就得由所有纳税人承担,不管你愿不愿意。这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强迫不愿意的人供养难民。

我同意这个观点。只是有个疑问,如果一个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他国家给予钱财和物资是否要经过该国家纳税人的投票表决?

连岳老师说:

正确接收难民的方式是什么?哪个明星,哪个人呼吁接收难民,无论她在好莱坞,还是在北上深,无论身处何地,她可以把难民接到自己家里,自己供养,同时负担保责任,难民犯罪,她也得负责。难民消耗的每一分福利,都由她支付。这种方式,我完全支持,也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为自己的呼吁,为自己的主张买单,不强迫他人买单,这才是自由人的态度。

同样,难民进入以后消耗的是所有纳税人的钱那一个国家是否接收难民是不是也是由纳税人投票表决决定

​我在北方一个村里插队时(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看到村里有几个阴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干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交。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地主。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出身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子子孙孙不能改变。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子女能改变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种得比较好,房子盖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据说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出色,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出路。这一点说来不足为奇,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商业方面也总是比较出色。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